野豬毀田，生態改善后的新問題得有新辦法

“打也不敢打，防也防不住”“眼看著庄稼被糟蹋”“很多人都不敢種地了”……隨著國家對野生動物保護力度的加大，一些野生動物數量明顯增加，其中野豬尤為典型。廣東、湖南、安徽、陝西、甘肅、河北等地山區庄稼都不同程度被野豬糟蹋。多位村民反映，庄稼被野豬破壞后，也不知道找誰來處理，村民隻能自認倒霉。一些基層干部認為，國家雖然對受保護野生動物造成農作物等損失的，有補償的法律規定，但操作性不強。

野豬等野生動物數量增加，毫無疑問是生態環境改善的一個最有力說明。但是，對於各地明顯增加的野豬毀壞農作物甚至傷人的現象，也同樣需要“善后”，不能讓農民隻能自認倒霉。

這方面其實是不缺乏法律支撐的。1988年頒布的野生動物保護法就明確規定，因保護國家和地方重點保護野生動物，造成農作物或者其他損失的，由當地政府給予補償。補償辦法由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制定。但是，30多年過去，法學界的相關研究顯示，野生動物保護法在對待野生動物致害救濟的問題上，規定過於簡單和寬泛，對補償的主體、標准以及經費來源等問題含糊其詞。而去年8月，有媒體報道顯示，我國已經出台補償辦法的省份隻有8個。

由此也就導致，野生動物致害補償制度實際上處於架空的狀態。在這樣的現實面前，各地農民反映農作物被野豬毀壞后拿不到應有的補償，就具有必然性了。因此，當務之急，是各地應該盡快制定和完善好補償制度的實施細則，並提供相應的財政支持，給遭遇損失的村民吃上一顆“定心丸”。這個問題在多地出現，已有了相當的共性，上級部門或也應該有所敦促，並予以相應的資源、制度支持。

更進一步來看，這個問題或也有必要納入當前的鄉村振興行動之中去。要知道，野豬對部分地區農作物的威脅，實際損害的是部分農民的發展機會。對這種狀況不能有系統的解決，就很可能拖累鄉村振興的步伐。這一方面要求，對於村民的損失應有及時和足額的補償，另一方面也提醒各地，應該重視生態保護的成本分擔問題。這些年，對於退耕還林，各地都有明確的補償制度，但是野豬毀林造成的損失，實際也是一種生態保護的成本，它同樣不能隻由村民個人來承擔。

還應該看到，在生態保護角度，一旦成本分擔不公，也不利於增進社會的認同。改善環境生態，本質上是要增進社會的公共利益，這個過程中，避免制造“受害者”群體是起碼的要求。雖然野豬毀林目前仍只是影響到一小部分村民，但作為已經在多地出現的現象，它不應該被忽視。

野豬等野生動物對於村民權益的威脅，是生態環境改善帶來的一個新問題。這也警示我們，對於生態環境保護，還需要有更周全的平衡機制設計。比如，一些地方的野豬數量迅速增加，威脅庄稼乃至人身安全，甚至造成部分地區的村民隻能放棄耕地外出務工，這種“動物進人退”的趨勢，未來是否會進一步加劇，又將帶來怎樣的負面影響，應有提前的評估和應對。一句話，生態保護要推進，但對於生態改善后可能出現的新問題，同樣應該未雨綢繆。（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