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日報 》（ 2023年08月08日 第 08 版）

編者按：為便利縣鄉保障范圍之外的、公共交通不便地區的公務出行，安徽省蕪湖市依托省公務用車管理信息平台，借助數字化、智能化技術，探索實行“信息化平台+精准貨幣化補貼”模式，既規范公務出行管理、減少浪費，又為干部下沉一線提供了保障。

臨近中午，走訪完最后一戶村民后，安徽省蕪湖市南陵縣許鎮鎮干部文雅平回到了自己的車上。拿出手機，在“公務用車易（安徽）”APP上，點擊“到達目的地”，本次入村走訪的行程訂單便自動傳到后台。

點開電子訂單，申請人、出發地、出行事由等基本信息清晰在列。“這趟跑了多遠的路、能拿多少出行補貼，APP上一目了然。”系好安全帶，文雅平向下個目的地駛去。

公務出行管理更規范透明、方便快捷，得益於蕪湖推行的“信息化平台+精准貨幣化補貼”模式。

入戶走訪、服務群眾……基層干部時常四處奔走，有時卻面臨“事多車少”的難題。2022年9月，在總結前期公務出行保障模式、經驗的基礎上，蕪湖借助數字化、智能化技術，在安徽省公務用車管理信息平台上，新增“距離出行”模塊，借助北斗定位系統智能測量出行公裡數，自動計算每人每次出行的補助費用，促進基層公務出行更順暢。

舊模式新問題，干部報銷不便，也存在虛報補助隱患

“信息化平台+精准貨幣化補貼”模式推行之前，很長一段時間內，“分類包干法”是蕪湖市保障基層公務出行的主要方式之一。

什麼是“分類包干法”？即鄉鎮領取公務交通補貼的公務員在縣鄉保障范圍外和事業單位未領取公務交通補貼的工作人員，在未派遣車輛情況下，經申請自行選擇交通工具，到所轄村、組開展公務活動，發放包干補貼。“補貼標准以鄉鎮政府辦公大樓為起點，按照到所轄各村村委會的道路裡程遠近分類計算，距離越遠，補貼越多。”南陵縣機關事務管理局負責人章躍進說，但隨著基層工作任務量增大、緊迫性提升，分類包干的弊端也逐漸顯現。

“最突出的缺點是補助標准不精細，有時候基層干部還要倒貼車費。”蕪湖市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趙賢好說，“長此以往，影響大家的工作積極性與效率。”

一次文雅平入村核查3戶申請防止返貧監測的村民。由於居住地分散，她要從鎮政府開車先后前往東三村、華林村、李村村。“一趟往返，少說也有五六十公裡。”文雅平說。按照“分類包干法”，東三村、華林村隻算途經地，並不納入路程計算范圍，補貼隻能按照鎮政府到終點李村村的距離來算。本應80元左右的出行補貼，她拿到手隻有60元。

“‘分類包干法’隻計算到建制村村委會的距離，實際上入村工作，很少有隻到村委會就能解決問題的。”許鎮鎮鎮長朱兵解釋，“以防汛工作為例，干部入村后，需要開車到各個河渠、水庫、大堤上查看情況，雖然都在一個村裡，但實際開車距離遠超范圍。”

補貼方式粗放，實際操作、報銷也不夠便捷。“每次出行前，都要填寫紙質公務用車審批單，並由相關領導簽字。”文雅平說，“等從村裡回來，填寫報銷單時，相同的流程又要再走一遍，十分繁瑣。”

補助發放前，鄉鎮黨政辦還要將所有審批單匯總，逐張核對出行信息、報銷金額等，再按人建立報表，找鎮長審核簽字。“辦公室人手本來就緊張，每月還要有一人專門負責此事，太費時費力。”南陵縣許鎮鎮黨政辦主任鄭賢勝介紹，此外，由於很難核實任務單的真實性，還存在一定的虛報補助隱患。

創新保障機制，智能測量出行公裡數，自動計算補助費用

去年上半年，蕪湖市機關事務管理局開始進行專題調研，多次征詢相關部門和鄉鎮干部等多方意見，並在中科美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技術支持下，將“分類包干法”升級為“信息化平台+精准貨幣化補貼”模式，保障基層公務出行。

“與此同時，我們的相關功能在‘公務用車易（安徽）’APP上同步更新。”中科美絡副總經理李成好說。

2022年9月，“信息化平台+精准貨幣化補貼”模式在南陵縣許鎮鎮、工山鎮同步試行，同年11月，許鎮鎮正式啟用。

早上8點多，文雅平開車帶著兩名同事去仙坊村、建福村走訪。這一次，她沒有填寫公務用車審批單。打開“公務用車易（安徽）”APP，點擊左下角的“距離保障”模塊，用車時間：6月6日8點55分，出行事由：擬納入監測戶入戶核實，用車類型：其他用車……根據實際情況，文雅平逐一填寫電子申請單。選擇起點和目的地后，手機自動轉到電子地圖頁面，先后定位“許鎮鎮人民政府”和“建福村”。整套流程操作下來，隻用幾分鐘。

“現在無須等待審批，提交后就可以立即出行。”李成好補充道，“分管領導會在手機上收到審批提示，空閑時操作就好。”

9點出頭，文雅平一行開車到了仙坊村。“現在APP上有‘到達途經地’選項，每到一地，‘打卡’后系統會自動記錄。行程結束后，系統會根據起點、途經點、終點智能匹配出行軌跡，顯示出行距離，並以此為依據計算出行補貼。”文雅平說。

從仙坊村離開后，文雅平得知建福村村民王發住到了鎮裡，隻得臨時改道。實際終點與報備終點不一致，不會影響系統計算嗎？“這恰恰體現出該模式的靈活性，公務出行到哪裡，系統會根據實際自動判斷。”蕪湖市機關事務管理局車輛管理科負責人汪懷生解釋。

在實際運行中，技術團隊也會根據使用反饋不斷優化功能。“以審批時間為例，最開始平台設置訂單提交后，要先等5分鐘，5分鐘后如果領導還沒有審批，才可以直接走。但大家普遍反映5分鐘太長，有些事情十萬火急。”李成好說，“后來我們索性取消，先出行、后審批，最大程度滿足鄉鎮工作實際需求。”

蕪湖市機關事務管理局和平台技術團隊，不定期到鄉鎮調研，聽取使用反饋，持續優化用戶體驗。“過幾天，會更新系統，解決局部地區定位偏差的問題。”李成好說。

操作流程便捷，出行費用得到壓減

現在每月中旬，文雅平都會收到上個月的補貼。提交行程訂單后，報銷的事再也不用干部自己走流程了。

“信息化平台+精准貨幣化補貼”模式的無紙化線上操作，優化了報銷手續，也減輕了審核人員的工作負擔。

在許鎮鎮政府二樓的一間辦公室裡，鄭賢勝正坐在電腦前忙碌著，當月他要負責出行補貼審核。輸入賬號、密碼，登錄管理平台，點擊“出行補貼”，記錄著申請人、預計出行補貼、實際出行補貼等信息的出行訂單便出現在屏幕上。“審核的第一步就是篩選異常訂單。”鄭賢勝一邊操作一邊解釋。

隻見他在“實際補貼與預估補貼差值”一欄中輸入“20元”，點擊“確認”，異常訂單便顯示出來。“在實際審核過程中，20元的差值能檢測出絕大多數異常訂單。我需要詳細檢查這類訂單的出行軌跡，再結合出行事由作出判斷。”鄭賢勝說，如果情況合理，就發放補貼，極少數判斷不了的再去找各方核實情況。

等所有補貼確認完畢后，通過“全選”“導出”“下載”，自動生成統計表格，並在食堂門口公示。“如果有人惡意刷單，很容易就會被看出來。”鄭賢勝說。

便利之余，“信息化平台+精准貨幣化補貼”模式還讓基層干部的補貼拿得更加合理。新模式下，目的地設置由建制村村委會細化到了自然村或農戶家，平台能依據起點、途經點、終點自動計算公裡數和補貼，減少人為因素帶來的各種偏差。

“各個鄉鎮可以根據當地交通、地形情況自定義補貼系數，例如工山鎮多山區，許鎮鎮多圩區，前者每公裡補貼費用就比后者高，計算出來的費用可彌補絕大多數普通車型的油耗和車損成本。”南陵縣副縣長許方震說。截至今年7月底，許鎮鎮公務出行訂單月均費用4.38萬元，而這一數字在實行“分類包干法”時為5.5萬元。

服務基層治理，防止“車輪上的腐敗”

前段時間，文雅平接到東聯村村干部電話，稱村民劉麗雲（化名）申報成為防止返貧監測對象，但因情況復雜，一直沒有結果。

“按照相關規定，村民申報后，村裡必須兩天內完成信息核查等手續。”文雅平立馬開車奔向村裡。

原來，劉麗雲多年前與丈夫鄭德才（化名）離婚后，便回到老家東三村居住。后來雙方關系緩和，劉麗雲又重新搬回東聯村，但沒有辦理復婚手續。這兩年，劉麗雲因病就醫吃藥花了不少錢，家裡入不敷出，於是主動申報成為監測對象。但考慮其沒有復婚手續，且個人戶籍和低保都在東三村，東聯村村干部一時拿不定主意。

了解情況原委后，文雅平建議東聯村將鄭德才家納入監測對象。如今，鄭德才一家享受了政府購買的“防貧保”，醫療費用支出明顯減少，生活有了好轉。

每每提及此事，文雅平總是感慨：“有的工作必須到了現場才能更好地開展，而‘信息化平台+精准貨幣化補貼’模式考慮到了我們鄉鎮干部出行需要。現場能夠到得了、到得快、到得早，及時解決老百姓遇到的問題，也會收獲更多信任與支持，提升基層治理成效。”

採訪中，記者得到一組數據：許鎮鎮正式實行“信息化平台+精准貨幣化補貼”模式以來，月均公務出行1050.78單，人均32.73單。“這也反映出，大家往下跑的頻率更高了。”鄭賢勝說。

“信息化平台+精准貨幣化補貼”模式電子化、智能化的特點，也為基層加強黨風廉政建設，防止“車輪上的腐敗”，提供了有效路徑。

“過去，如果有人填了單子，但突然有事沒走成，就打個電話問問情況，並沒有到現場。但是最后報銷時也交了單子，因為單子量較大，很難一一核實清楚。”鄭賢勝說，現在可以實時掌握出行事由、裡程、費用等關鍵數據，全程以工作軌跡作為依據，基層公務出行監督管理更透明。

截至今年7月底，“信息化平台+精准貨幣化補貼”模式已在蕪湖市44個鄉鎮推廣實行，4839名基層工作人員在使用，累計產生訂單17580筆。“我們將不斷完善相關功能和制度標准，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切實讓基層公務出行保障工作成為基層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有效抓手，讓群眾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趙賢好說。

■記者手記

立足當地實際 提升服務質效

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鄉鎮工作任務多、責任大，各種重點工作、常規工作、專項工作等交織在一起。合理保障基層公務出行，關系著服務群眾的實效和基層治理的成效。

“信息化平台+精准貨幣化補貼”模式的出現是科技賦能、創新管理方式的有益嘗試。它尊重基層工作任務多樣性、人員多樣性、需求多樣性、工作緊迫性的實際，破解基層事多車少“下不去”的難題，暢通了走村入戶的“最后一公裡”。該模式實施后，提升了基層干部的服務質效，形成“高效便捷用車—保障工作需求—更好服務群眾”的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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