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的合肥，一间14平方米的办公室里，24岁的贺羽和几个伙伴挤在堆满实验器材的桌前，墙上四个字力透纸背：为国造仪。

2026年8月11日，上交所敲钟台前，34岁的贺羽抬手落下木槌，宣告国仪量子正式登陆资本市场，成为国内“量子精密测量第一股”。

2026年8月11日，国仪量子敲钟上市。国仪公司供图

很多人说，这是一个少年创业的励志故事，只有一路同行的人清楚，这不是一群人的传奇，而是中国科大和安徽，手牵手，一起熬出来的光。

1970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迁合肥，列车驶入安徽的那一刻，谁也没有想到，这次扎根，孕育出的是一场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双向奔赴”。

从最初的校舍腾退、安顿落脚，到如今量子信息、新能源、高端装备等产业集群在安徽遍地开花，中国科大的师生们把实验室建在了江淮的沃土上。安徽则以最松弛和最包容的姿态，为每一份敢闯“无人区”的科研热忱托底。

回到贺羽身上，故事的起点，不是商业计划书，也不是融资路演，而是学术报告会上一句沉甸甸的话。

他在中国科大读书时，杜江峰院士讲起往事：团队东拼西凑经费，好不容易买一台国外高端电子顺磁共振谱仪，虽然仪器不错，但经历了临时加价、维修等半年的窘境。

“高端科学仪器就是科学家手里的武器，振兴自主科学仪器已经刻不容缓！”一语中的，这句话深深烙在年轻的贺羽心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门。中国科大供图

在中国科大的课堂和实验室，贺羽和同学们早已习惯了“把国家需要当课题”的科研氛围，不围着论文转，不跟着热点走，而是盯着产业最痛、国家最急的地方攻坚克难。

正是这种长期浸润的科研底色，让贺羽在2016年做出选择，带着“为国造仪”的初心，创办国仪量子，选择了量子精密测量这条慢而难的硬科技赛道。

做仪器没有捷径。团队曾因“技术思维”摔过跟头，最终在跑遍全国客户现场的过程中磨出真理：实验室出数据只是第一步，客户现场长期稳定运行，才是真正的产业化。

采访贺羽时，他总会提及曾经挂在办公室的一条横幅：“离倒闭还剩200天”。没有鸡汤式的口号，只有最直白的提醒：远离空谈，扎根一线，把每一个技术细节磨到极致。

在贺羽看来，创业不能只追逐一时风口，更要主动回答时代之问、国家之需、产业之痛。年轻人创业，就应该有勇气把青春和才华投入到国家真正需要、产业真正需要、未来真正需要的地方，去做难而正确的事。

十年磨一剑，这份“熬下去”的底气，从来不是团队独自撑起，而是安徽对长期价值的耐心托举。

10年前，量子科技、高端科学仪器还是多数人看不懂的冷门赛道，合肥却愿意给这群年轻人留足了坐冷板凳的空间：房租减免、人才补贴、研发专项经费跟着项目走，连工商注册、知识产权对接都有专人跟进。

贺羽说，在别的地方，可能有人会问你“什么时候能盈利”，但在合肥，问的是“技术上还有什么坎，我们一起想办法”。

8月11日，在上交所敲钟那天，贺羽望着大屏上跳动的股价，耳边好像又听见了当年实验室里样机运转的嗡鸣声。

中国科大毕业学子抛帽仪式。中国科大供图

那声音从中国科大的深夜出发，穿过合肥的星光，最终变成了中国硬科技在世界舞台上清晰的回响。

上市致辞发言，贺羽如是感慨，“国仪公司源于中国科大实验室的科研积累，成长于安徽合肥，投身于中国量子科技产业化和高端科学仪器自主创新的时代进程。”

字里行间的感谢，是对这片土地最真诚的回应。“安徽和合肥长期支持科创，支持基础研究和产业转化，才让我们这样的年轻团队有机会留下来、沉下来、做下去。”

在安徽，像贺羽这样的故事从来不是孤例，一个个具体的互动细节，早把“科大智力”和“江淮沃土”紧紧拧在了一起。

截至目前，中国科大通过科技成果转化，形成了由24家存量持股企业、92家赋权企业共同组成的成果转化企业群，科大讯飞、国盾量子、科大国创、国仪量子等多家上市企业从这里接连生长出来。

从南迁时的相互扶持，到如今的彼此成就，中国科大与江淮大地的“执子之手，与子偕‘长’”，长的是科研的长路，长的是产业的链条，长的是科技强国的底气。

当越来越多像贺羽这样的科大人，把根扎在安徽的土地上，我们看见的，是一所大学与一片土地，共同写就的创新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