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你朗读 ▏斯雄《小岗村记》

2017年07月17日17:22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小岗村

文/斯雄 朗读/肖玉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在安徽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里,这首1979年开始在当地传唱的《大包干歌》,在不停地滚动播放着。

歌的源起,是被称为“中国改革第一村”的凤阳县小溪河镇小岗村。所谓“大包干”,是指大包干到户,即农户承包集体的基本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自主经营,包交国家和集体应得的各项费款,其余产品或收入归承包户所有。

1978年冬,当时属梨园公社的小岗生产队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纪念馆里的雕塑,复原了这次会议的场景:

18个农户或坐或站,群情激奋,在同意“分田单干”的字据上,摁下18个鲜红的手印:“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鉴(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众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此后,小岗人在各自承包的土地上耕作,并由此拉开中国农村改革第一幕。

一晃快40年过去了。年轻一点儿的人,一定难以理解:不就是包干到户么?至于搞得那么神秘、那么悲壮?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这段凤阳花鼓词,唱出了凤阳数百年来逃荒要饭的沧桑历史。凤阳处于江淮分水岭,非旱即涝,“乞丐之乡”的帽子由来已久,“凤阳花鼓”最早就是外出行乞敲出名的。隶属凤阳县的小岗村,是淮河岸边的一个普通村庄,距县城30多公里,交通不便,土地贫瘠,生产和生活一直都很艰难。

1955年,合作化以前,小岗有34户农民、175人,26条耕牛和1100亩耕地,正常年景温饱有余。1956年,小岗一步跨入高级社即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后进入人民公社化后,生产开始下滑,农民收入下降。一直到1978年之前,小岗都是“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生产队,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

在“饿怕了”“穷急了”“捣散了”的困境下,当时的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和队长严俊昌、会计严立学共同商讨,一致认为,干脆撤掉作业组分开包干到户。现在社员都同意,我们瞒着上面干。瞒不住,大不了不当干部,撤职、处分随他便,到最后总不能不让我们种地。

随后就发生了前面说到的那一幕。

豁出去的原因很简单:饿怕了,穷怕了。

历史,有时候就是那么吊诡:今天看似简单、无所谓的事,搁在过去,可能就真的很不简单,且非常有所谓。

1979年以前,别说“包产到户”,连“包产到组”,都被认为是对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集体化道路的背叛,始终是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1958年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导下农村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三级所有”,是指生产资料和产品分别归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指在人民公社的三级集体所有制中,生产队一级是基本核算单位。这种体制直接导致原来的各个合作社和社员之间严重的平均主义,社员的自留地、家畜、果树等,都被收归社有。这些实际上是对农民的剥夺,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给农业农村农民带来灾难性后果。

迟至1978年12月22日通过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仍然强调“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可小岗村实行大包干到户,完全突破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机制,在当时波诡云谲的社会环境下,压力巨大。

没有经历过文革年代的人,可能不明就里,不知其中的厉害。

此前的批“单干风”、批“三自一包”、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历经无数政治斗争和折腾,上至中央领导、省委书记,下到基层干部、平民百姓,都为之付出过惨痛代价,有过血的教训。此时文革刚刚过去,怎不让人心有余悸?

所幸,小岗村的“明组暗户”和大包干到户,从一开始就得到县委的默许。更可喜的是,1979年秋收后盘点,小岗粮食总产量由1978年的1.75万公斤增加到6.62万公斤,人均口粮由93公斤增至350公斤,人均收入由22元增至350元——小岗迅速解决了温饱问题。

1980年1月24日,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到小岗,看到“大包干”带来的巨大变化,给予肯定与支持。此后大包干到户在凤阳乃至全省普及开来。至1984年,大包干经营新体制正式定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及推行,广大农村焕发出勃勃生机。小岗人的这一首创,为中国农村改革迈出第一步,并在随后“农村包围城市”,成为整个中国改革的一个原始起点。

大包干短短几年后,凤阳花鼓唱出新歌:

“唱过去,泥巴门,泥巴床,泥巴囤里没有粮,一日三餐喝稀汤;唱现在,住瓦房,吃细粮,电视沙发西式床,还有余钱存银行。

“唱过去,一愁吃,二愁穿,三愁欠款还不完,四愁儿子光棍汉;唱现在,吃不愁,穿不愁,腰里不断十块头,又娶媳妇又盖楼。”

可谁又曾想到,从1984年起,小岗粮食连年增产,农民收入却未能同步增长。问题出在“无工不富”,很多人感叹小岗人错失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乡镇企业”等诸多良机,以至于传出“一夜跨过温饱线,三十年没进富裕门”。

待到进入新世纪,小岗村开始第二次“革命”。通过土地流转,将土地集中起来,并启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集体资产股份合作确权颁证,从“化整为零”到“化零为整”,从“分田到户”转到“分红到人”,发展现代农业,壮大集体经济。

这一转身,又一次把小岗村推到风口浪尖。有人认为,当年率先打破“人民公社”大锅饭、率先搞“大包干”的小岗村,要重新回到“大集体”了——如果套用一句文革语言,完全可以扣上“走回头路”的帽子。

“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的对话,就发生在凤阳。其实,小岗只是中部众多资源平平、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的普通村,要求其永立时代潮头,未免有些苛求。无论当年搞“大包干”,还是现在回归搞“大集体”,首先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听听他们的忧乐。争论对与错,以及是否在“走回头路”,在当代已经毫无意义。

“我们全家都在村子里,有开农家乐的、有开超市的、有开澡堂子的,孙辈分别在游客中心、干部学院上班。”到小岗村第一家农家乐“金昌食府”就餐时,见到主人严金昌,他是18个“大包干”带头人之一,也是小岗村最早把土地流转出去的那批人。谈到现在的收入,他乐呵呵地说,现在仅农家乐一项,他一年就收入20多万元呢。

事实上,2016年,小岗村实现集体经济收入680万元;实现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169元,分别比全国、全省平均水平高出3806元和4449元。以创建国家级农业示范区、国家特色景观旅游名村为契机,小岗村制定的“三年大提升”行动计划,正紧锣密鼓进行着……

小岗村走过的历程,真可谓惊心动魄、波澜起伏。

或许至今仍然有人对小岗人“敢为人先”的首创,不以为然。这倒让我想起了哥伦布的故事。他发现新大陆后,在为他举行的宴会上,一些贵族认为他发现新大陆完全出于偶然,即使没有哥伦布,也会有人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拿出一个鸡蛋说:“诸位,你们谁能把这个鸡蛋立在桌子上?”众人面面相觑,哥伦布拿起鸡蛋往桌上一磕,鸡蛋立住了。贵族们不服气,说这样我们也会立。哥伦布说:“问题是你们这些聪明人谁也没有在我之前想起这样做。”

更难得的是,小岗人的“敢为人先”,作为一次破釜沉舟似的押宝,绝对不是邀宠似的投机,恰恰相反,他们在商议和摁手印时,强调的是“瞒上不瞒下”,他们的目标和目的也一样,是“朝下不朝上”,而且完全不考虑个人荣辱安危,先干了再说,由实践和最后的结果去检验。这种精神和境界,永不过时,在任何时候都是最可宝贵、值得珍爱的。

走在小岗村2000米长宽阔的“改革大道”上,我在想:木秀于林,一旦成为标杆,也同时成为靶子,各种麻烦难免随之而来。但不经历一些翻来覆去的波折和磨难,何以淬火成钢?

无论什么社会,也无论什么时代,凡成大事者,都有赴汤蹈火、“敢为人先”的勇气,还有不计得失、豁得出去的气概——这才是“小岗村”这一标签的真正意义所在。

“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之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离开小岗村,想到庄子的这一回答,实在是精妙无比、妙不可言啊。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7月8日第 11 版)

作者简介

斯 雄

本文作者

斯雄,本名朱思雄,湖北洪湖人,198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以编报纸、办杂志为主业,业余写作散文随笔,兼及时评。现为人民日报社安徽分社社长,高级编辑。曾获中国新闻奖、中国人大新闻奖、中国政协新闻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新闻奖。著有《南沙探秘》《游方记》《盛开的紫荆花——一个内地记者眼中的香港》《香港回归十年志(2003年卷)》《平等的目光》等。中央电视台“亲历·见证”栏目为其拍有纪录片《双城故事·爱在他乡》。

2017年推出游记散文“徽州八记”系列,第一记为《琅琊山记》,第二记为《凌家滩记》,第三记为《石牌记》,第四记为《大通记》,《小岗村记》为“徽州八记”之第五记。

肖 玉

本文朗读

肖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播音员、主持人。1985年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担任《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播音员和青年节目、残疾人节目主持人,现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播音员、主持人,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兼职导师、北京大学学生课外活动指导教师。肖玉主创的近30篇(部)广播、电视作品被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收入语音资料库。部分作品被中国传媒大学、河北大学新闻学院等多所高等院校作为教学示范教材广为使用。她主创的作品多次获得中国新闻奖、中国广播奖等国家级政府奖项。肖玉出色的专业素养和高水准的播音主持风格,让听众感受到播音艺术的无穷魅力。

2008年荣获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

(责编:胡磊、关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