蕪湖，是一座古老的商埠城市，地處長江下游，南依皖南山系、北臨江淮平原，居承東啟西、連南貫北的交通樞紐位置，許多徽商從此走向全國乃至世界。蕪湖素有“徽商門戶”之稱，徽商是蕪湖這座城市的特殊記憶。發掘、傳承、弘揚蕪湖徽商廉潔理念，用優秀傳統文化涵養克己奉公、清廉自守的精神境界，營造崇尚廉潔、抵制腐敗的良好風尚，對於加強新時代廉潔文化建設具有借鑒意義。

徽州文化、徽商與蕪湖

古代徽州包括“徽州府”和歙、黟、休寧、績溪、祁門、婺源等六個縣域，大致相當於今天的安徽黃山市、績溪縣及江西婺源縣一帶。徽州文化發端於古代徽州地區，是我國傳統地域文化的集大成者，其以儒學倫理、宗族觀念、商業精神為基本內核，形成學成一派、商成一幫的體系。徽州人多地少，自古號稱“八分半山一分水，半分農田和庄園”。徽州人迫於生計，以商代耕，組織隊伍將本地物產沿水路運出徽州，由此形成了最初的徽州商人群體，逐漸發展成為與晉商並稱的中國兩大商幫之一。徽州商人既受到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又有著靈活變通的商業思維，具有亦儒亦賈、賈而好儒的鮮明特點。徽商在取得商業成功的同時，非常重視資助家鄉的教育事業，由此形成了良好的人才培養環境，為徽州人才輩出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可以說徽商對徽州文化長期發展起到了保駕護航作用。

徽商以全國為市場，多方從事商貿活動，“足跡幾遍宇內”，形成“無徽不成商”“無徽不成鎮”的局面。徽商走向全國的重要古道有兩條，即徽杭古道和徽揚古道，蕪湖就是徽揚古道上的節點城市，是徽商遠處經商、走向全國的跳板之一。往返徽州與蕪湖，可以從蕪湖沿西津河（水陽江）乘船至寧國河瀝溪，然后登岸南行，越叢山關，入績溪達歙縣﹔還可以從蕪湖沿徽水（青弋江）乘船至涇縣，然后登岸南行，經旌德，越新嶺關，入績溪達歙縣。青弋江被譽為蕪湖的“母親河”，是一條有故事的江。許多徽商沿著青弋江來到蕪湖，他們或為行商，或為坐賈，或列肆街衢，或經營作坊。明代徽州人汪道昆說：“吾鄉去蕪陰（蕪湖）四百裡而近，鄉人賈者，往往居蕪陰”。阮弼、張小泉、汪一龍、胡天注等徽商在蕪湖留下了許多令人稱道的故事。

蕪湖徽商的廉潔理念

中國古代廉政思想博大精深。李洪峰先生《中國古代的廉政文化》一書將中國古代廉政思想概括為八個基本理念：民本、德治、任賢、治吏、法治、勤政、節用、教化。“不受曰廉，不污曰潔。”蕪湖徽商以德為基、以教為先、以勤為本、以義取利、以信處事的經商之道和處世之道，飽含著優秀傳統廉潔理念。

樂濟鄉梓、衛國安民的家國情懷。在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熏陶下，許多徽商都有一種社會擔當，他們愛國愛家、慷慨捐助，家國情懷深藏心底。徽商不論走得有多遠、生意做得如何興盛、資本積累得如何雄厚，他們始終不忘故鄉徽州，捐資辦學、修橋補路，至今仍有“草鞋橋”“蓑衣路”等徽商小販公益之舉的遺存。寓居蕪湖的徽商以蕪湖為駐地，或坐賈蕪湖，他們視蕪湖為第二故鄉，積極投身蕪湖建設。明朝中葉，倭寇騷擾我國東南沿海，徽商積極捐資抗倭，彰顯濃濃的愛國情懷。嘉靖三十四年，倭寇自杭州入徽州，寇南陵，竄犯蕪湖，在青弋江南岸大肆焚掠，官吏束手無策。在蕪湖從事漿染業的歙商阮弼挺身而出，組織商民數千人為義勇，協力守御，斬獲倭寇一人，迫其潰退，使青弋江北岸免遭浩劫。明代蕪湖由於沒有城牆防范入侵，官庫曾兩次被盜，社會治安難以穩定。萬歷三年始議筑城，歙商徐行路擔任工程主持人，官府“委任其事，迄底於成”，他還“捐千金獨造南城井干之樓”。阮弼也積極參與筑城工程，“扶義倡眾”，“以身為版筑先”，結果“城完而堅，如期而告成事”。萬歷年間，縣城南門外的浮橋被木排撞毀。天啟年間，歙商汪伯爵倡捐重建，“新造方舟二十艘，墊以平板，匝以巨檻”，便於兩岸行走，被民眾稱為“便民橋”。

求知重道、崇儒重教的教化思想。徽州有“程朱闕裡”“東南鄒魯”的美稱，歷朝歷代文人學者和狀元進士輩出。“承先裕后，勵學為先。”徽州人心中求知重道、注重教化的觀念根深蒂固。讀書求知，是徽州人對子弟的一貫要求，宗族、家庭都特別重視子女的教育。“十戶之村，無廢誦讀。”是徽州鄉村普遍現象。《績溪縣南關許氏惇敘堂宗譜·家訓》“讀書的貴重，無非他知道倫理。”“況一族子弟，無論將來讀書成名，即農工商賈，亦須稍讀書本，略知禮義。”可以看出，徽州家訓中強調讀書的目的是明理做人，希望培養出的孩子能明白道理、德才兼備。朱熹讀書論的核心也是引導讀書人“做德才兼備的人”。清代歙人江羲齡在蕪湖從事小本買賣，供兒子江有容讀書。父子二人同棲於冷廟之中，生活十分艱難。其子每夜挑燈誦讀，深夜不休。有人勸他說：“你已窮得家徒四壁，有個兒子年富力強，正宜令其經商，以解目前之困，何必讀書！”羲齡回答：我的先輩“世守一經，策名清時，苟不事詩書，而徒工貨殖，非所以承先志業”。徽商把“事詩書”視為“承先志”，極其重視子弟的文化素養。據許承堯《歙事閑譚》記載，僅清代寄籍繁昌、蕪湖的徽州人得進士者達5人。徽商積累資金后，不僅重視家鄉教育事業發展，也大力資助僑居地教育，興資辦學。清康熙末年，在蕪湖的徽商投資興建了“徽州旅蕪公學”，供在蕪湖的徽州人子弟就讀。還有，績溪人汪孟鄒開辦蕪湖科學圖書社，除銷售教科書外，還有新書報、新雜志，甚至發行大量外地進步書店出版的新書，在五四運動至大革命時期，成為蕪湖乃至安徽革命運動仁人志士的聚會地。

勤勉簡朴、節儉用度的勤儉精神。勤儉節約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古語有言：道德傳家，十代以上，耕讀傳家次之，詩書傳家又次之，富貴傳家，不過三代。徽州人注重以勤養廉、以儉養德。徽州楹聯記載“傳家無別法，非耕即讀﹔裕后有良圖，惟勤與儉。”“二字箴言惟勤惟儉，兩條正路曰讀曰耕。”《績溪積慶坊葛氏族譜·家訓》“人之處家在於勤儉。蓋勤以開財之源，儉以節財之流，此生財大道也……故子孫必須勤儉，方能不墜家聲。”這些楹聯、家訓都告誡子孫后代開源節流、勤儉持家。徽諺有言“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除讀書出仕外，一般徽州人大多以做小生意謀生，克勤克儉，吃苦耐勞，鍥而不舍，發憤圖強，逐漸由小賈，進而中賈，終成大賈。著名學者胡適曾深有感佩地贊美徽商為“徽駱駝”，徽商就像默默行進在大漠之中的駱駝，有一種不畏艱難、不怕犧牲、任勞任怨、跋涉不止的精神。《歙縣溪南江氏族譜》記載：明代成化、弘治年間，歙人江才，三歲喪父，家道中落，無以為生。后來，與兄赴杭，開了一家小店鋪，出售鹽米雜物，然因本小利薄，仍不足以奉親。江才決心遠游，奔達於青、齊、梁、宋之間，販運商品，逐什一之利，果然資本越積越累，到他四十歲時，居然成了腰纏萬貫的巨商。大鹽商鮑潤直初“習賈”時，也是做了多年學徒，后來才獨自經營而起家的。

重義輕利、以義制利的義利觀念。中國傳統儒家總體價值取向是重義輕利。孔子強調“見利思義。”荀子認為“先義而后利者榮，先利而后義者辱。”朱熹認為“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 換言之，在“循天理”“惟仁義”前提下，“利”乃“自然之利”，因此“義即利”，“義”“利”是一體的。出於對現實人性的考量，他分外強調不得專以“利”為事，要求重“義”輕“利”，以“義”取“利”。徽商把經商稱為“做生意”，認為是一種謀取生存的手段。經商固然要取利，但是不是終極目的，終極目的是求生。朱熹亦雲“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在儒家看來，求生則為出自仁心的行為。徽商求利，但他們的信條是“取雖為利，非義不可取也。”明代休寧人汪平山在安慶、潛陽、桐城等地經營糧食生意。正德年間，鬧飢荒，糧價猛漲。此時，汪平山蓄積了大批谷粟，若按時價拋出，可多獲利數倍，但汪平山不願乘人之危牟取暴利，而是將所積之米“悉貸諸貧，不責其息”，幫助眾人渡過難關。徽商恪守應取之利，不收不義之財。歙人汪應鶴在前往蕪湖經商的路上，“於涇邑路側，拾得遺金數百兩”，為盡快歸還失主，不顧自己生意繁忙，“坐待失者還之，其人欲分金以謝，應鶴不受。”

貨真價實、以質取勝的誠信品德。《論語》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徽商以儒家的“誠”“信”“義”作為商業道德的根本。相傳小伙子出門前，老母親總會讓他帶上3根繩子叮囑道：“一條繩子爬山涉水，不畏艱難﹔一條助人為樂﹔最后一條講究信譽，做買賣哪怕自己賠了，自殺而死，也不能坑人。”這就是徽商的家風，也是徽商成功的秘訣。民國初年，在蕪湖長街有一家著名的布庄，名為共興布店，其創始人為黟縣商人吳紹伊。吳氏出身貧寒，僅讀了幾年書，恪守“誠實守信”四字為做人、處事之根本。他給布店確立的宗旨就是誠實守信、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徽商不僅以誠待人、以信處事，而且非常重視商業信譽，以質取勝。胡開文墨店的創始人胡天注，為確保“徽墨”貨真價實，永不變質，在分家的《胡氏鬮書》中規定：分家不分店、分店不起桌、起桌要更名。胡氏墨店在全國分店林立，但並未各自起桌，各行其是，保証了墨錠質量，也保護了“胡開文”金字招牌。休寧人汪一龍，萬歷時遷居蕪湖，在西門大街創辦永春藥店。《蕪湖縣志》記載“垂二百余年，凡九世皆同居。慎選藥材，虔制丸散，四方爭購之，對症取服，應效神速。”他的藥材不但馳名全國，還遠銷海外，“每外藩入貢者，多取道於蕪，市藥而歸”。

蕪湖徽商廉潔理念的時代價值

徽商在蕪湖打拼多年，他們的人格魅力、經世智慧、處事品行，至今閃耀光輝，是蕪湖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傳承徽商優秀文化，弘揚徽商廉潔理念，讓干部因覺悟而“不想”，讓社會因風清而氣正，營造海晏河清的政治生態和向善向上的社會生態。

對營造親清政商關系具有促進作用。自古以來，官商兩道，各行其道。官者，治理國家，為民謀福﹔商者，經營產業，為國家創造財富。“對民營企業家而言，所謂‘親’，就是積極主動同各級黨委和政府及部門多溝通多交流，講真話，說實情，建諍言，滿腔熱情支持地方發展。所謂‘清’，就是要潔身自好、走正道，做到遵紀守法辦企業、光明正大搞經營。”徽商與官員之間許多報效相結、學識雅交的傳世經典，給人啟迪。我們要傳承徽商廉潔理念，弘揚他們的義利觀念、誠信品德，倡導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經商之道，以義利塑廉，以誠信守廉，著力減少社會的行賄、圍獵之風。蕪湖把嚴懲政商勾連的腐敗作為攻堅戰重中之重，嚴肅查處那些老是拉干部下水、危害一方的行賄人，推動官商交往親而有度、清而有為，構建親清政商關系，持續優化營商環境。

對建設清朗社會風氣具有推動作用。“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風是社會風氣的重要組成部分，連著黨風、政風、社風，彼此相互影響、相互滲透。一個社會的良好風氣以千千萬萬家庭的良好家風為基礎，一個執政黨的良好黨風政風也與廣大領導干部的良好家風密切相關。徽商廉潔理念，是徽商家風的生動體現。徽商風流數百年，無論興衰，無論成敗，始終堅韌不屈，一代一代傳承下來，與他們孝親、教子、修身、友愛、睦鄰、交友、勤儉、誠信、創業、守法、助人、義行等良好家風是分不開的。家風正則民風淳，民風淳則社稷安。我們要努力培育優良家風、弘揚優良家風，進而培育出好的村風、鄉風與民風、社風！蕪湖“城市書房·包公書苑”收藏家風家訓類書籍1050冊，以“書苑+書角”“線下+線上”的形式呈現給廣大市民，並將清廉家風故事、楹聯、警句等嵌入“蕪小園·口袋公園”，全方位營建崇廉尚廉社會風氣。

對領導干部官德建設具有激勵作用。安慶桐城市六尺巷，因清代大學士張英與鄰居吳家相互退讓三尺地基而成，是中國鄰裡和諧禮讓的典范。無獨有偶，徽州黟縣西遞人胡文照辭官歸隱后，在修繕祖屋時，將正屋牆角削去三分、閣樓臨街后退一步，並在門額上題寫五個篆體字“作退一步想”，告誡子孫要懂得謙和禮讓。這些都是張英、胡文照等人講究德治的范例，也是他們官德的體現。為民是官德的核心，務實是官德的基礎，清廉是官德的內在要求。我們要傳承徽商廉潔理念，弘揚他們的家國情懷、勤儉精神，以入世促廉，以勤儉養廉，樹立和踐行為民造福的正確政績觀，培育“廉不言貧、勤不道苦”的為政品行。蕪湖把家風建設作為領導干部作風建設重要內容，深化以案為鑒，教育引導領導干部深刻汲取典型案例中暴露出的家風不正教訓，過好家庭關、親情關，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以好家風涵養好作風。（紀宣）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